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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3 10:13 来源:磐安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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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亦鲁:两粒未发芽的种子:《邮报》与五角大楼文件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 次 更新时间:2018-11-13 22:29:19

进入专题: 新闻自由   国家安全  

左亦鲁  

  

   能拥有某种专属称呼,往往代表着声誉和传统。斯皮尔伯格把他关于《华盛顿邮报》和五角大楼文件案的电影命名为《邮报》(The Post),想必也有这层意思。影片讲述了一个传统大报捍卫新闻和表达自由的故事——更具体些,是主流媒体如何对抗一个不受欢迎的共和党总统。联想到特朗普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CNN等媒体围绕“假新闻”(fake news)的种种争论,《邮报》这个电影简直不能更应景了。

   除了由斯皮尔伯格执导,本片的主演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和汤姆·汉克斯,三人加起来共获得八座奥斯卡小金人和不计其数的提名。再加上曾以《聚焦》(Spotlight)——另一部关于新闻自由和媒体良知的电影——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的乔什·辛格(Josh Singer),无怪乎以毒舌吐槽著称的《诚实预告片》(The Honest Trailer)半开玩笑地说,《邮报》索性把“冲着奥斯卡去的”直接加进片名算了。

   《邮报》的确是一部非常“主旋律”的电影。它的故事大家并不陌生: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委托一个小组完成了一份检讨美国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七年间对越政治和军事干预的报告,也就是“五角大楼文件”。“吹哨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出于对美国对越政策的不满,将这份文件先后交给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希望唤醒公众讨论和监督。《纽约时报》的报道开始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华盛顿邮报》在五天后跟上。尼克松政府向法庭申请禁令阻止发表文件,案子最终打到最高法院,并以两份报纸的胜利告终。

   故事的“套路”非常好莱坞。与《圣经》中那些关于拯救和救赎的故事一样,五角大楼文件案代表着一种“宪法救赎”(constitutional redemption)的叙事。在故事中,“好人”(埃尔斯伯格、新闻媒体、持多数意见的法官)和“坏人”(尼克松政府)一目了然、黑白分明。更重要的是,过程虽曲折艰难,但胜利总会在最后一刻到来。这不仅是普通观众最喜闻乐见的故事,如宪法学者杰克·巴尔金所言,也正是这种故事的存在,使人们在面对暂时甚至长久的不公时,仍旧对国家和宪法保持信仰。

   然而,在第九十届奥斯卡颁奖礼上,瞄着奥斯卡而去的《邮报》却颗粒无收。过于迎合“主旋律”和“政治正确”,稍不小心就会滑向保守甚至平庸。《邮报》和五角大楼文件案中其实蕴含着两粒饱含戏剧和理论张力的“种子”,但遗憾的是,斯皮尔伯格却没有让这两粒种子生根发芽

  

第一粒种子: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


   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是否会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如果是的话,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两者究竟孰轻孰重?

   《邮报》对这一张力的处理是浅尝辄止的。在获得文件后,当编辑和记者在主编布雷德利家争分夺秒地撰写报道时,法律顾问和布雷德利就在隔壁房间进行了一次讨论。法律顾问质问布雷德利:“你能确定发表这批文件后,不会有任何一次军事行动、任何一名士兵的生命和任何一位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因此受到损害吗?”法律顾问提醒布雷德利,《纽约时报》之所以用三个月去审阅这批档案,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试图尽可能避免对国家安全造成伤害;但是《华盛顿邮报》却只有七个小时,这足够识别并排除其中的国家安全隐患吗?布雷德利的回答是:我当然不知道,所以才把你们叫来。然而,律师就能够做出这种判断吗?《邮报》对此再无着墨,争议就这样被回避掉了。

   随着电影深入,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的张力被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以一种更极端和戏剧化的方式提出。在庭审时,法官这样提问:“如果‘二战’时提前掌握了诺曼底登陆D日的计划,你们会提前发表吗?”法官的假设把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间潜在的冲突推到极致。《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对此的回答是:“我不认为进攻欧洲的计划和对美国卷入越南的历史调查之间具有可比性。”这一回答很有技巧。律师通过降低甚至否认五角大楼文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这批文件不过是一份“历史调查”,而不是作战计划或机密情报——釜底抽薪地化解了法官的假设。这批文件其实没那么重要,对国家安全也没什么影响,一切纯粹是尼克松政府反应过度了,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的对立并不存在。纵观全片,这不只是律师法庭辩论的策略,整部电影也不断在用“过度反应论”来消解甚至取消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间的紧张。换言之,《邮报》所讲的不是一个天平上“新闻自由”的砝码最终压倒“国家安全”的故事,而是天平上只有“新闻自由”,从来没有“国家安全”的砝码。

   但现实中反对的声音一直都在。至少最高法院内部意见就不统一。几位持异议的法官就认为,文件发表会导致“士兵阵亡、对同盟的破坏、与敌人谈判难度增加、外交斡旋无法进行、战争延长和我方被俘人员释放的延迟”。伯格(Warren Earl Burger)大法官还特别强调,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司法机关并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和经验来做判断。公布文件是否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如果有,影响有多严重?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把这种涉及“生死存亡”的问题交由九位法官决定是否合适?在“辉格党史学”式叙述下,这些声音和考量在《邮报》中很难被听到。

   更进一步,假如五角大楼文件的确对国家安全毫无威胁,这也会降低五角大楼文件案的光荣与伟大。伟大往往源自选择甚至牺牲。被放弃的一方分量越重,选择越挣扎和困难,越能突显最终被选择对象的价值。如果这批文件只属于无关紧要的“故纸堆”,那新闻自由的胜利也就变得不那么激动人心了。换言之,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间既存在冲突和紧张,但又是某种“共生”和“相互成全”的关系。对国家安全的“矮化”或是导致《邮报》全片张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如果把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这粒种子充分展开,就像打开了一座戏剧和理论张力的富矿。国家安全是一种极端或例外状态,它就像“压力测试”,可以试探并呈现出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绝大多数权利的极限、边界甚至裂痕。新闻自由、表达自由、隐私、法律正当程序乃至人身安全,无论内在逻辑还是外部关系,在国家安全面前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暴露和考验。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言,例外状态意味着“法秩序自身的悬置”“界定了法秩序的门槛或是界限”。当日常政治的法秩序被悬置,种种权利也来到了灰色地带。借用但丁《神曲》的概念,国家安全使权利保护进入了合法与非法、保护与不保护的“边狱”(limbo)。

  

“一只手缚在身后”还是“并非自杀契约”?


   假如一枚小型核弹即将在你所居住的城市爆炸,你眼前的恐怖分子或嫌疑人掌握爆炸的时间地点,你是否愿意采取一些侵犯恐怖分子权利的手段(如刑讯逼供)来挽救上百万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国家安全与个人权利冲突的极端例子。把一切推到极限,选择其实可以被简化为:是要个人权利,还是国家安全?面对这种极端的“二选一”,存在两种立场:一种可被称为“一只手缚在身后”,另一种则是“并非自杀契约”(not a suicide pact)。

   前一种立场借自前以色列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阿隆·巴拉克(Aharon Barak),它代表了一种权利和法治至上论。与很多国家相比,以色列对安全(不安全)的感受或许更加深刻,但恰恰是这位以色列大法官提出,即使是面临战争或恐怖主义威胁,对权利的保护仍不可有丝毫妥协——哪怕这意味着国家不得不“将一只手缚在身后与敌人作战”。把这一立场适用到五角大楼文件案,意味着新闻自由必须压倒国家安全,哪怕这会造成“士兵阵亡、对同盟的破坏、与敌人谈判难度增加、外交斡旋无法进行、战争延长和我方被俘人员释放的延迟”。这是我们为了新闻和表达自由愿意承担的风险。

   “一只手缚在身后”在修辞上有一个“陷阱”,它容易让人感觉缚起一只手只是增加了获胜的“成本”,只不过要比两只手作战来得困难。原本十招就能克敌,现在必须变成三十招或五十招——但这仍在可接受的范围。但“一只手缚在身后”不曾明言,多数人也未曾细想的一个可能是:只用一只手,打输了怎么办?尤其涉及恐怖袭击和战争,“打输了”往往意味着大量无辜生命的逝去甚至国破家亡。面对这种代价,仍要把一只手绑在身后吗?

   在这方面,《邮报》的深度甚至不及《战略特勤组》(Unthinkable)这样的好莱坞动作片。片中的“H”是一名冷血的刑讯专家,为了情报他可以把种种“unthinkable”的酷刑施加于恐怖分子及其家人。在影片的高潮,当H为了得到最后一枚核弹地点而准备在恐怖分子眼前,对其两个未成年孩子用刑时,女特工坚决地予以拒绝:“我们是人!就让炸弹爆炸吧!”女特工做出了她的选择。两个孩子得以逃脱H的魔爪,但恐怖分子至死也未说出最后一枚核弹的下落。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就落在这枚即将爆炸的炸弹上。是让一座城市和成千上万生命毁灭,还是眼睁睁看着两个可爱的孩子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所有观众都会感受到这种撕扯,也会做出各自的选择。张力也因此而生。

   “一只手缚在身后”亦可得到理论化的表述与支撑。在事关焚烧国旗是否受保护的“得克萨斯诉约翰逊案”(Texas v. Johnson)中,布伦南(William J. Brennan)大法官就曾主张,美利坚合众国的象征和认同并不在国旗或其他任何具体、实在的有形物,而是宪法里凝聚和保护的价值。借用布伦南的逻辑,“一只手缚在身后”的理论基础是强调:维系和定义共同体存续的是抽象、无形的理想和价值,而非具体、有形的个人和实体。“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我们”这个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自由、法治和权利保护等各种价值和理念。当我们为了有形和具体的存在而放弃无形和抽象的价值时,“我们”和共同体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反之,当我们为了理想和价值而缚起一只手甚至牺牲时,“我们”却获得了永生。哪怕最后输了,我们是以“我们”的面貌输的,我们从未放弃自己的坚持和原则。那一刻,破就是立,死就代表着生。

   “并非自杀契约”则代表了另一种立场。在权利和共同体安全间,它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特米尼诺诉芝加哥案”(Terminiello v. Chicago),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法官在异议中警告:“如果最高法院不把实践智慧加入原则逻辑,那么就会出现把宪法的《权利法案》变成一份自杀契约的危险。”但真正将它发扬光大的是波斯纳。“九一一”事件五年后,波斯纳出版了一本探讨国家安全与针对关押、审讯、监听和言论自由等权利关系的著作,书的名字就叫《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

顾名思义,“并非自杀契约”的逻辑是:宪法的确保护各种权利,但写下这些权利是为了让共同体变得更好,而不是毁灭这个共同体。美国宪法序言开头第一句话即为:“我们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为了组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其中“更完美的联邦”(a more perfect union)是关键。凝聚、向心、“合”——而非撕裂、离心与“分”——才是权利保护的真谛。以新闻和表达自由为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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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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